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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博吾，江西彭泽人，别署白湖散人。生于1900年，1996年仙逝，走完他孤寂而又丰富的艺术人生。
陶博吾青年时期先后就读南京美专和上海昌明艺专，受到书画前辈的精心传授和大都市的习染。这本应为陶博吾后来人生之路的选择起很好的铺垫，但这些优越的条件丝毫没有改变他潜心艺术的初衷。在“三十而立”之年，他没有选择在大都市生存发展，而是取道充满田园般生活意趣的彭泽小镇。从陶博吾的人生经历看，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年少气盛而贸然行事，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31年，他回到家乡彭泽，筑“吾园”而居，颇有渊明遗风，并自撰一联：“借书画以消遣浮生，敢说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更何须再求胜迹，最难得山居彭泽，面对匡庐。”与其说这是陶博吾对山水田园胜迹的眷恋和以书画遣怀的消极人生态度，倒不如说是陶博吾将书画艺术视为学术和生命之永恒依附的积极选择。他说“前无古人”是仰望前贤时的傲气，“后少来者”则是对自己的选择充满着自信和快意。“更何须再求胜迹”不是简单的乡土情怀，更是对乡土文化和人文意念积淀的一种反思，尤其是陶渊明思想的影响。在近一个世纪的沧桑人生中，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陶博吾的大半生是悲悯的、孤寂的，他的书画艺术是率真纯朴、博大深沉的。人对生活感悟最深的莫过于国破家亡的流离和丧妻失亲的悲凉。1926年，在军阀混战和地方豪绅相互争斗的复杂情势下，身为进步青年、年仅27岁的陶博吾，一方面要躲避反动当局的捉拿，一方面又同时面临丧妻、丧兄、母亲患病、子女年幼的多重压力。1937年，母亲周太夫人去世，加上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更加剧了陶博吾悲愤的精神情感。也是这一民族的灾难，让陶博吾踏上了近十年的流亡之路，从而破灭了他闲适自如的田园生活之梦。他在诗中写到：“地僻人荒无药处，亡家有泪任沉浮。梦中颠倒难为鬼，枕上呻吟未报仇。云影低笼连屋暗，泉声乱响寒流逼。妻儿岂必频频泣，何处青山非故丘。”从这些激扬文字、铿锵有力的词句中，不难看出陶博吾的田园浪漫和书画消遣浮生的志趣，是一种“无为而为”的至高精神境界。他从繁华的都市选择来到偏僻的乡村，并未泯灭他内心深处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他没有以书画消遣浮生，而是以书画丰富和充实人生。陶博吾的第三次人生打击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遭难的“文革”时期。1966年他被毁去一切收藏的书籍和字画，但是这一连串的人生挫折和打击没有从精神上击垮陶博吾，而是促成了他冷峻倔强的个性，并从饱经沧桑的生活阅历中衍生出遒劲与厚实、老辣与稚拙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直到1980年以后，陶博吾重新回到了梦中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家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书画消遣浮生”的时期。
陶博吾的书画艺术，是依托其孤独的人生之旅，是其人生心迹的善意写照。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很难见到独立意义上的人物画，更多的是山水画和花鸟画。在“三十而立”的理智年龄，他依然放弃可能舒适的都市生活，而归隐田园，显然，这是深厚的佛家出世思想和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但有良好家学和饱读“四书”“五经”且有逞世之才的陶博吾怎会有如此的意念和想法，显然，这又是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从他的绘画轨迹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绘画讲究师承关系，陶博吾的绘画形式技巧明显导源于黄宾虹、吴昌硕等人，这与他在南京美专和昌明艺专的求学经历有关。山水画是最能表达人的心境，也是最能消解人的苦闷和寄托心志的绘画形式。在陶博吾早期的山水画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题跋：“飘零身世难回首，一瞬沧桑五十年。”（1946年）“两峰壁立猿未到，一径荒寒僧未归。”（1968年）“寺前碧粼粼，寺后树阴森。但愿长居此，终身不见人。”（1971年）等。在他的山水画中，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守拙归田园”的心绪，但陶博吾没有陶渊明的“误落尘网中”和“久在樊笼里”的心境遭遇；在他的花鸟画中可以体悟到八大山人（朱耷）的萧疏简远，但陶博吾也没有八大山人一生历受佛、道、儒思想的模糊纠缠，可贵的是他一开始就选择了“安贫乐道”的田园之居。总之，他早期绘画中的空、寂、疏、简、寒、孤、冷、独等艺术语言构筑了深沉凝厚的苍古意境。陶博吾晚期（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画风明显有了变化，多了温暖，少了苦寒。从“桥头日暮不归去”到“呼儿缓步前村去，饱赏梅花一屋香”（1982年），从“不见人来往”到“昨与友人约同来”（1983年）等，可以看到早期画风中的“无我”之境和晚期画风中的“有我”之境。从早年的孤独落寞到晚年的“劫后话旧”（1990年），从中年的颠沛流离到暮年的“简朴斋中瓜果香”（1991年），显然这是人生心境的变迁。但从他晚年的许多作品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心境的“孤寂”，可这种“孤寂”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人生阅历的沉淀，已凝成高尚的品格和独立的人格。80年代以后的陶博吾，对绘画的感悟，是其人生阅历积淀的极大释放，显然，较之他的同乡黄秋园、浙江画家沙耆等人的命运，他要幸运得多。而从他晚年的作品中，亦可以感受到齐白石的“衰年变法”，黄宾虹晚年的老辣精练，吴昌硕的篆籀之风。像江西画家黄秋园一样，仙逝以后的陶博吾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在他耄耋之年就不断举行展览，出版书画集，当然人们在对他的艺术研究方面，普遍认同的还是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
陶博吾的书法，就像他的人格一样古雅遒拙、独具个性。无论从他的诗文，还是书体内容看，均是如此。他兼擅真、行、草、隶、篆等书体。早在7岁时，就熟读唐诗、四书，临写颜真卿、柳公权诸帖。10岁通音律，15岁能与老先生诗社唱和，这些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无疑为他后来的艺术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仅从书法的角度看，早年遍临百家，中年依然深扎传统的土壤，正如他在隶书七言联（1983年）中说：“春风快读兰亭序，秋雨闲临宝子碑。”后在吴昌硕、黄宾虹等大师的引领下，直溯石鼓文，他的以石鼓文集联、散氏盘铭文集联为代表的大篆书风，虽受吴昌硕影响，但陶博吾独特的视野和创造，其艺术成就依然出吴昌硕其右。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看了陶博吾的书法后说：“在生动、随意、趣味、变化方面比吴缶老略高一筹。”很显然，能与吴昌硕比肩的近现代书法大家的确不多，陶博吾书法成就的取得除了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临池泼墨外，更主要的是他有“慎独”的君子品格，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狂放不羁的艺术个性，野逸朴拙的文人气质和对书道画理的精深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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